一

我國質量認證行業國際合作現狀

隨著我國質量認證的廣泛應用，質量認證在引導產業升級、增加有效市場供給、支持政府行政監管、提高市場監管效率、促進社會誠信建設、創造良好市場環境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積極的作用，尤其是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飛速增長，質量認證在促進國際市場規則對接，提高市場開放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。

近年來，我國積極參與國際標準與規則體系建設，已加入21個認證認可國際組織，與包括東盟、歐盟、美國、俄羅斯、德國、日本、韓國、瑞士、沙特阿拉伯、蒙古在內的國家和經濟體建立了固定的合作機制，并與30多個國家和經濟體的政府部門和機構簽署了124份雙邊合作或協議類文件。在雙邊合作框架下，我國與相關國家/區域廣泛開展交流合作，推動了合格評定機構間對認證程序及結果的互認，與新西蘭簽署了首個政府間互認協議、與俄羅斯建立了認證檢測合作機制、與捷克簽訂了有機產品互認協議、與丹麥簽訂了有機產品認證互認協議等。截至2021年，僅雙邊框架下的相關機構，就自主發放國際認證證書近4萬張，覆蓋歐洲、北美、亞洲等大部分國家和地區。在多邊方面，我國已加入國際電工委員會電工產品、電子元器件、防爆電器和可再生能源等四大產品認證互認體系，與全球良好農業規范組織、全球食品安全倡議組織分別簽署良好農業規范（GAP）、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（HACCP）互認協議。同時，我國在一些國際認證認可領域也發揮了主導作用，主導建立的LED認證已成為國際電工委員會電子元器件合格評定體系（IECQ）的國際認證制度，惠及數千億元的LED產業。

二

當前貿易趨勢下質量認證的國際需求態勢

2020年，我國對東盟、歐盟、美國、日本和韓國的進出口額分別為4.7萬億元、4.5萬億元、4.1萬億元、2.2萬億元和2.0萬億元，合計占進出口總額的54.3%；對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進出口9.4萬億元，占進出口總額的29.1%。對東盟、歐盟、美國的進出口額分別增長7%、5.3%和8.8%，分別高于總體增速5.1個百分點、3.4個百分點和6.9個百分點；對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的進出口額總體增長1%，其中對沙特阿拉伯、土耳其、埃及、波蘭、新西蘭等部分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的出口額總體增長較快，分別增長18.4%、18%、12.1%、12.4%和5.9%。

從出口產品看，我國出口產品結構進一步優化。2020年，中國機電產品出口10.7萬億元，增長6%，比整體出口增速高出2個百分點，占出口總值的59.4%，較上年提升1.1個百分點。其中，筆記本電腦、家用電器、集成電路、醫療儀器及器械出口分別增長20.4%、24.2%、15%、41.5%；高新技術產品出口5.4萬億元，增長6.5%，快于整體出口增速2.5個百分點，占整體出口的29.9%。同期，紡織品、服裝、鞋類、箱包、玩具、家具、塑料制品等7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3.6萬億元，增長9.8%。另外，2020年3~12月，海關共驗放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資價值4385億元，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、醫療器械、藥品全年合計出口增長31%，拉動整體出口增長1.9個百分點。

與此同時，據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（OECD）統計，技術性貿易措施的通報數量從2002年的1259份增加到了2020年的5478份，全球80%的貿易和投資都受到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。我國作為貨物貿易第一大國、制造業第一大國、商品消費第二大經濟體，受外國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，我國出口企業每年遭受近1000億元的直接損失，成本增加近200億元。而伴隨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》（RCEP）、《全面與先進的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》（CPTPP）等新的自由貿易協定陸續出現，以及“一帶一路”經貿合作交流的持續推進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等戰略規劃的提出，給國際質量認證行業帶來巨大市場需求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。

三

企業對于質量認證國際化的需求

本文對經濟活躍、進出口貿易頻繁地區的300家企業的國際認證需求進行了調研。從調研結果看，企業對認證周期、便利度、數字化程度以及費用這四方面的優化提升具有較強需求。因此，可以認為生產企業對于認證的需求主要體現在認證周期、便利度、數字化程度以及費用這四方面。

對于以上四方面的需求，各國的差異化程度很大。部分國家在某些方面具備較強優勢的同時，不具備其他方面的優勢；部分國家則在四個方面都不具備任何優勢。出現差異化的主要原因是區域經濟體系內質量認證制度不統一、互認程度不統一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。

一是強制性認證制度差異。國際市場會根據自身情況、經濟情況等設置不同的準入要求，除了針對安全性能方面的強制性認證之外，各國對產品的能效、綠色等方面會采取不同的強制性要求。

二是檢測標準體系差異。國際貿易中，大多數國家已是國際實驗室認可合作組織成員、IECEE-CB體系成員國。但是，很多國家針對認證會設置不同的標準，如泰國采用本土TIS標準，必須送樣當地檢測。

三是認證模式差異，國際貿易中大多數國家主要采用第一種、第三種、第五種認證模式，采用的認證模式不同也會導致認證的難易程度不同。

因此，當前需要借鑒已簽署互認協議的合作模式，圍繞制度、合格評定技術、認證標準、模式等探討互認合作機制，與具備成熟度的國家簽署互認協議。針對尚未建立成熟完善的認證認可體系的國家，力爭輸出認可制度、標準等，幫助他們加強標準法規建設，建立認證認可體系，促進制度、標準區域統一，為區域的互認奠定基礎。

四

質量認證“走出去”的措施及建議

第一，緊抓歷史機遇。隨著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》（RCEP）、“一帶一路”等重大貿易項目的推進，區域內壁壘減少，貿易投資便利性大大提高，企業運營成本降低，消費者可購買到更加質優價廉的商品，惠及相關企業和國民，從而拉動經濟增長，增進社會福祉。在這樣的歷史機遇下，我國要借助現有的貿易優勢，牢牢抓住窗口期，提升質量服務競爭力。同時，通過貿易活動帶動質量服務走出國門，輸出中國技術和標準，樹立中國品牌形象，提高我國TIC行業的國際話語權。

第二，實時把握技術形勢，及時、充分地了解國際標準的動態變化并準確把握國際形勢，持續推進深化多雙邊合作。在鞏固現有國際合作機制的同時，更好地利用“一帶一路”倡議、RCEP等重點項目，探索建立區域化質量服務合作組織，填補“一帶一路”和RCEP等質量服務供給機制的空白。我國全面參與并爭取主導一些合格評定的建設工作，推動合格評定國際多邊組織的發展完善和作用發揮，促進政府機構、企業乃至國家間的技術標準、法規的互聯互通。從政府、合格評定機構、協會企業等多層次開展境內外合格評定合作，依托貿易需求，推動合格評定制度協調互認。

第三，在推進互認過程中，要盡可能利用好行業協會的協調作用。行業協會是非盈利性的民間組織，不屬于政府的管理體系，而是政府和企業間的橋梁。行業協會可以組織制定和執行行業標準、認證以及檢驗檢疫，促進世界各大企業的貿易合作。同發達國家相比，我國行業協會總體發展水平很低，組織力量薄弱，因此，當我國企業在與他國在國際貿易中發生摩擦時，行業協會不能有效地起到解決爭端、維護本國利益的作用。所以，我國政府應大力發易行業協會的作用，規范技術法規、為企業提供技術和信息服務、利用技術性貿易措施限制國外產品大量進入、幫助本國出口企業突破發達國家的技術性貿易措施。

第四，做好國際質量認證互認推進策略。我國應借鑒其他國家和產品的經驗，將國家合格評定措施按照互認成熟度進行分類，明確不同陣營、梯隊關鍵指標的差異性。一是借鑒我國已簽署的相互承認協定，歸類整理我國與不同國家存在的法律制度和規則上的高度相似之處。二是在大框架下通過《產品合格評定結果相互承認評價指南》，將不同的國家區域劃分為不同梯隊，結合貿易情況，牽頭制定區域協議，建立有效的、有針對性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簡化互認程序、擴大授權范圍等。三是向缺乏合格評定措施的國家和區域輸出我國的合格評定措施，加強合格評定技術援助和培訓，加快融合標準認證一體化建設，注重標準化“脫虛向實”，使標準制定、檢測認證、更高標準需求的運行模式成為良性循環，提升全球信譽，打造國際認證品牌。

第五，在5G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我國領先于世界的新興產業領域，探索信息化、數字化等工業新趨勢下的質量提升技術革命、制度革命。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談判、標準制定和數據跨境流動監管國際合作，擴大我國數字貿易規則標準的影響力。此外，大力推進質量服務的數字化轉型發展，通過建設檢測認證云服務平臺、質量大數據平臺推動傳統質量認證模式朝數據化、網絡化、智能化方向轉變，從而減少國際質量認證的各項成本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認證認可數據和信息資源存在“信息孤島”“數字鴻溝”等問題，基礎信息散而亂、文本語言轉換、信息數據共享、新管理軟件開發等技術問題亟需突破，借助我國信息技術產業的領先優勢，可解決“數據主權”“信息邊疆”的數據系統技術措施問題。例如，通過建設認證認可大數據平臺，實現認證認可數據信息共享平臺“自造血、持續發展”，形成互聯網+檢驗檢測認證認可新業態，促進認證認可數據系統“共建、共享、共贏”，提高貿易便利化程度，有效降低貿易成本。這對我國協調好合格評定程序與貿易便利化要求的意義極為深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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